地方版四万亿救不了中国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徐瑾撰文称,无论地方版四万亿还是中央版四万亿,都不是解决经济困境的必须中国不需要四万亿,需要的进一步改革未来经济增长倚重全要素成长率的提高,短期或可祭出逆周期调控政策,譬如结构性放松货币政策以及整体减税,中长期则依赖制度变革以下为全文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7月宏观数据可谓疲软,粉碎不少经济学家预计经济年中触底反弹的乐观判断,各大机构开始调整对于全年增长8%到9%的预期中国经济到底有多差 7月CPI同比涨幅下滑至两年半谷底,同时进出口增速双双下跌,出口增速为1%,远低于6月11.3%水准,而进口增速为4.7%,也低于6月的6.3%增幅;与此同时,工业增加值与固定资产投资等关键数据亦低于市场预期 数字不尽如人意尚只是开始,当大家争论宏观经济硬着陆或软着陆,中央政策层面放松与否犹在迟疑,实体层面硬着陆已经开始与此同时,各地开始以“稳增长”为招牌的自救行动,纷纷计划各类上马项目,宁波、南京、长沙出台不同版本刺激计划其中长沙宣称计划投资超过8000亿元,而传言贵州将出台发展规划高达3万亿元对此,外界称之为“地方版四万亿” 对比2009年上一个四万亿,地方版四万亿有什么不同当年四万亿中,中央所出部分不足当年GDP总量的5%,主要通过政府财政与银行融资支撑资金来源;对比之下,地方版四万亿资金来源尚不明确,而刺激力度之高则令人错愕 不可忽视的是,各地地方政府也是市场的主要玩家,萧条之下,地方政府的日子也不好过,财政收入增速放缓趋势延续,网间更有不少地方政府破产传言 根据中国财政部信息,7月全国财政收入10672亿元,同比增加808亿元,增幅为8.2%,增速较6月的9.8%继续放缓,财政部亦将经济增长放缓作为税收收入低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相比去年超过24%的收入增速,恍若隔世,尤其是考虑到地方政府的机动财力泰半来自土地出让金,今年更已出现大幅下滑 钱不是万能,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税收乏力是地方版四万亿的动力,也是其短板所在近期除了各个地方版本的四万亿,我们听闻更多的是和税费有关新闻,从沈阳到武汉等地,传出因商户因畏惧打假而关门也在逻辑之中 反观长沙,对比其刺激计划目标8000亿,2011年长沙市去年全年的地方财政总收入为668.11亿元,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619.3亿元根据媒体报道,长沙市上半年重点工程投资完成额仅为年度计划的31%,重大商务项目累计投资额仅为年度计划的21.78%;据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底,重大项目2012年累计完成投资额仅56.04亿元 更进一步看,在没有银行以及债市等金融体系明确支撑之下,当前地方四万亿能否获得足够融资令人狐疑不难看出,地方版四万亿出发点仍旧是政绩,借“稳增长”之名包装投资冲动 在财政资金吃紧之下,地方政府的如意算盘不外乎是:以区域政策、产业政策结合争取项目规划,一旦获得发改委审批之后,依靠招商引资、各种优惠条件吸引外来资金,政府自己并拿不出多少真金实银 换而言之,地方政府画了一个大饼,试图作为美好蓝图获得各方政策、资金支持问题在于,如果全局政策宽松不够的情况之下,地方版四万亿很可能难成大气候,只是“慷他人之慨”的假象 笔者曾经多次撰文剖析四万亿的诸多弊端(具体参见《一个四万亿就够了》),地方版四万亿同样也存在类似问题投资拉动见效快,但地方政府并无能力挑选最具有市场潜力的项目,也不具备运作项目的能力投入巨资之后,往往不过是在已经产能过剩的行业中增添新产能,或者押注错误的技术方向 即使项目中有民企介入,往往也因为与政府关系过度紧密,类似官商利益共同体其间贪腐层出姑且不论,其失败往往也难以快速出清,错误叠加之后,往往难以纠正,最终故意酝酿成全局性崩盘,近日沸沸扬扬的光伏产业全军覆没的惨象,背后自有政府有形之手推波助澜的“功劳” 回头来看,中国经济怎么了从经典增长理论来看,增长往往与技术进步、资本投入、劳动力状况直接相关也正因此,中国过去经济增长动力,源自廉价劳动力以及改革开放以及加入WTO三点;时过境迁,无论人口红利还是制度红利,都在近三十年高速成长中已经消耗殆尽,即使当下放开人口政策,也很难为经济增长带来实质性动力 现实世界不相信奇迹,旧日繁华渐成昨日黄花中国经济的减速将是长期趋势,近期外围环境恶化只是使得这一进程有所提前,如今的经济下行之势只是开始 在投资、出口、消费传统“三家马车”的传统分析框架中,投资占比过大,过分依赖出口,家庭消费不足往往为人诟病;为此,一旦出口下行,经济“调结构”之声不绝于耳 经济学是舶来品,最近三十年又成为国内显学,在现实中往往存在“问题与主义”之争,如通货膨胀与货币超发,如投资过度与消费不足,凯恩斯主义与奥地利学派,甚至如市场与政府等等,不仅与原本定义渐行渐远,徒然流变为名词之争,甚至意识形态之争 事实上,中国投资过度只是表象,甚至,投资是否过度亦是伪问题从人均资本存量看来,中国远低于美国,仍旧需要投资,但是问题在于,需要有效率的投资正如汇丰银行一份报告中曾经指出,2010年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为1万美元左右,不足美国的8%,为韩国的17%左右 中国的投资过度,其实只是投资错误而言,症结何在在长期金融抑制的制度之下,民众畸形储蓄,利率被人为压低,行业准入被限制,资本分配更是“国”“民”有别 行政之手强行干扰经济周期的自然衰替,必然导致经济冷热失调往昔四万亿推动之下,大部分银行资金进入地方政府以及国企项目,不仅造成天价信贷推动之下的通货膨胀,而且造成大量错误投资,无效投资只能造就过剩产能,也挤压民间企业盈利 也正因此,当前中国投资回报率下降根源之一,正是在于政府对投资的主导,近几年巨量信贷投放,换来的GDP保八,其代价不菲投融资体系改革说了30年,却并无根本性进步,行政之手对金融资源的垄断必须打破,如此才可能在长期重新获得增长动力 由此可见,无论地方版四万亿还是中央版四万亿,都不是解决经济困境的必须中国不需要四万亿,需要的进一步改革未来经济增长倚重全要素成长率的提高,短期或可祭出逆周期调控政策,譬如结构性放松货币政策以及整体减税,中长期则依赖制度变革 改革之路应从界定政府权力边界开始,让政府退出竞技场,回归规则制定者角色,强化对自身权力的制度化约束 换而言之,地方版四万亿如果要奏效,除非地方政府从上诉条款认真做起,以规则的制定者为追求进一步看,地方之间也存在进一步分化,如果激励引导得当,未来权益保护得力、承诺可信度高的地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将会胜出其他地区否则,光凭政策优惠而无基本权益保障,难以打动民企之心譬如某些曾经强行回收煤老板手中煤矿的地区,相信在短期之内难以重觅资本 一旦政府确立承诺的可信度,其必然有助于营造良好市场经济氛围如让民企可以利用金融资源,进入保护垄断行业,必然有利于民企可以做长远计划,也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整体提高,构成对于未来增长的有力支撑过往所谓中国民企爱赚快钱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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